明清前茶多少钱一斤，现在多少钱一斤？答案出乎意料！你知道吗？我们国家的茶文化源远流长，在古代的时候，人们就发现了茶叶的功效，所以才有了“一年之之际在于春”的说法。现在的人们也非常喜欢喝茶，不仅可以解渴，还可以养生。但是你知道吗？其实茶叶的价格也是不一样的，有的茶叶可以卖到几十块钱一斤，有的茶叶只卖几块钱一斤。今天我们就来说一说，那些茶叶的价格到底是怎么样的。一起来看看吧。

一：明清前茶什么时候上市

明前茶一般在三月中旬至四月初上市。

明前茶是清明节前采制的茶叶，受虫害侵扰少，芽叶细嫩，色翠香幽，味醇形美，是茶中佳品。同时，由于清明前气温普遍较低发芽数量有限，生长速度较慢，能达到采摘标准的产量很少，所以又有“明前茶，贵如金”之说。

明前茶、雨前茶是我国长江流域江南茶区按节气对不同阶段春茶的称呼。“明前茶”是清明节前采制的茶叶，“雨前茶”是清明后谷雨前采制的茶叶。明前茶细嫩品质好，雨前茶品质非常好，谷雨后、立夏前的茶叶一般较粗老，品质较差。

明前茶的分级：

1、优质品：

（1）外观：碧绿新鲜，带油光，白毫多，形状扁直，尖端不弯曲。干茶香气清纯。

（2）叶底：茶香呈天然清香，幽雅飘逸。全叶淡绿清翠，形状整齐。

（3）冲泡：汤色碧绿或呈青黄色。滋味清新刺激，有清新爽口之感。

2、次级品：

（1）外观；绿而无油光，老叶多，或稍呈黄色。白毫少，形状稍弯或扁而不结。干茶的香味低。

（2）叶底：叶底断碎，呈暗绿色；或稍呈黄褐色，有点发酵的状况。

（3）冲泡：汤色带黄或暗黄。滋味刺激中含有苦与涩。

以上内容参考：百度百科-明前茶

二：明清前的茶叶

远在汉代，大理就有“叶榆焙茗”之说。“叶榆”，即是大理;“焙茗”，就是烤茶;说明大理各族人民汉代就喝香酽的烤茶。南诏国初期，唐《蛮书》记载：“蒙舍蛮以椒、姜、桂和烹而饮之”，这是三道茶配方的雏形，作为“宫廷御茶”款待各国使节的宫廷茶点。南诏中期的“南诏盛世”，把招待的宫廷御茶与宫女歌舞表演融为一体，成为一种礼仪，也形成了茶文化。南诏用茶不象中原内地用沸水冲泡为饮，而是加添它物烹制而饮的方法，茶味更加丰富。宋代“大理国”时佛教盛行，寺庙的兴建，寺宇周围广植茶桑，这样既符合僧人的素食需求，又满足了参禅礼佛，净心修持的佛理要求。逐渐形成“深山藏古寺，古寺出名茶”，僧者必善饮的状况。继而“宫廷御茶”发展到文人雅士，最后由宫廷普及到民间。随着我国最早南方丝路“蜀身毒道”和“茶马古道”的外贸发展，大理茶叶和茶饮礼仪传到了东南亚、南亚国家。

到了明清时期，大理茶叶随着商业的发展，茶文化也得到弘扬和完善。明代徐霞客在《滇游日记》中多处提到大理的茶艺，所到之处均受到“啜茗”、“沦茗”、“烹茗”和茶果接待。他特别详细记载了宾川鸡足山过元宵节时，僧侣们邀请他品茶的盛况：“宏办诸长老邀过西楼观灯……楼下采青松毛铺籍为茵席，去桌跌坐，前各设盒果，注茶为玩，初清茶、中盐茶。”……

在大理民间，每逢年过节、生辰寿诞、男婚女嫁、宾客临门，人们均要以原汁原叶的传统饮茶方式款待“三道茶”，享受茶礼，观赏茶艺，感悟人生。除了白族三道茶外，彝族的“朝山茶”，傈僳族的“跳茶”等等，在民间也较为普遍，大理地区民族茶文化可谓丰富多彩。

茶俗是民间风俗的一种，它是传统茶文化的积淀，也是人们心态的折射，它以茶事活动为中心贯穿于民间生活中。大理的茶俗内容丰富，如茶与婚礼：女子受聘礼称“吃茶”;男子娶亲以茶作为彩礼，结婚时喝茶等等。茶与祭祀：以茶为祭，祭天、祭地、祭灶、祭神、祭佛等。饮茶习俗：有“敬茶”、“擂茶”等，有“迎宾茶”、“祝福茶”、“留客茶”等等。客来敬茶，以茶会友，体现了大理各族人民的重情好客的美德和传统礼节，展现了“文献名邦”的风采。

大理自古出名茶。大理是“南方丝路”和“茶马古道”的交叉路口，我国西南的茶叶销售聚散地。明清时马帮为了长途驮运散茶，在下关(龙尾关)建立茶叶作坊，将散茶经蒸压制成独特形状，照“砣”形压制，便于马帮长途运输，因而称为“沱茶”。另一种说法是大理茶叶古代多运往四川沱江，再经过长江运往全国各地。于是，“沱江水、大理茶，香高味醇品质佳”之说在沱江一带颇为流行，因而被称为“沱茶”。

沱茶以滋味醇厚、汁色澄亮、香气馥郁而著名，有解渴提神、帮助消化、降低血压、保健美容之功效，早就是我国畅销海内外的名茶之一。此外，苍山雪绿、南涧青茶、云龙春茶、巍山乌龙茶等，都是大理闻名遐迩的精品。名茶与茶艺完美结合，使大理茶文化更加绚丽多姿。

云南茶文化的种类

滇红

分为滇红功夫茶和滇红碎茶两种。滇红功夫茶的主要特点是芽叶肥壮、金毫显露、汤色红艳、滋味醇浓、香气淡郁、条素均匀、外形美观;滇红碎茶的主要特点是外形均匀、色泽乌润,滋味浓烈,汤色红亮,香气扑鼻。如在红茶中加上牛奶和糖,乃是上等的营养补品。滇红是云南省的传统出口商品,远销美、英、俄罗斯、德国、日本、波兰、马来西亚、伊朗等20多个国家和香港、澳门。

普洱茶

普洱是云南省南部的一个县,是茶叶的加工集散地;普洱茶产于云南省南部西双版纳自治州和澜沧江沿岸各县,多经普洱运销各地,普洱茶即因此而得名。早在古代茶马古道那一段历史中,普洱茶就担任了茶马互市中的重要角色。

普洱茶属绿茶类,有散茶和紧茶两种,均用优良的云南大叶茶的鲜叶作原料,经过杀青、揉捻、干燥、后熟等工序精制而成。普洱散茶外形条索粗壮、重实、色泽褐红,散发出自然的芳香。紧茶则是经过蒸软或炒软后的散茶,再装入模型内压制成各种沱茶、饼茶、方茶、砖茶等,历史上久负盛名。《红楼梦》中的“女儿茶”就是普洱茶中的一种。据清朝阮福在《普洱茶说》中写道:“小而园者名女儿茶,女儿茶为妇女所采于雨前得之,即四两重圆茶也。”

七子饼茶

普洱茶中大而圆的饼茶,以七饼装成一筒,俗称“七子饼茶”,其汤色黄而明亮,香气浓郁持久,滋味醇厚爽口而著称。

普洱茶含多种微量元素和维生素,有解渴、除烦去腻、明目、清心、暖胃、提神、消食、散寒、解毒等作用,对人体十分有益。据近代科学研究证明“普洱茶可以减肥、消瘦、健体、强身和防治一些疑难慢性病”。所以普洱茶在国外市场有很高声誉。主销美国、日本、马来西亚、新加坡、英国、法国、荷兰、德国等50多个国家和我国港澳地区。

沱茶

云南沱茶是驰名中外的传统名茶。沱茶现由云南下关茶厂生产,属紧压茶类,又名“下关沱茶”。其形如倒置的碗状,有两种不同的规格:一种是采用普洱散茶作原料,精制成沱茶,有外形美观,紧压成团,沉实优雅。其色褐红,汤色明亮,滋味醇和,芳香绵长;另一种是选用滇南茶区的优质青毛茶加工制成,具有色泽乌润,汤色清澈,馥郁清香,醇浓甘甜等特点。

三：明清前茶和明清后茶

明清时期，是中国古代茶叶商品经济发展的最高峰。在这一时期的茶叶贸易中，诞生了一个自发性的茶商群体——茶叶商帮。本文尝试从明清时期的茶叶贸易环境、乡土情怀、商人身份认同三个方面入手，探究明清时期茶叶商帮的诞生原因。

陶德臣教授在其所著的《中国古代的茶商和茶叶商帮》一文中推测"中国历史上茶商这种职业最早可以追溯到两千多年前的四川成都、武阳一带。"但是"在明朝以前，大茶商实力超群，率载于史。他们之间虽也有些联合，但其经营活动多是单个的，分散的'各自为战'。没有出现具有特色的商人群体，即有商无帮。"到明清时期，才诞生了一些具有自发性的茶商群体——茶叶商帮。那么，为何茶商古已有之，而茶商的社会性群体——茶叶商帮直到明清时期才得以诞生？本文归纳为明清茶叶贸易环境、乡土情怀和茶商身份认同三个方面的原因。

1 明清时期茶叶贸易环境对茶叶商帮诞生的影响

1.1 明清之际庞大的茶叶贸易量是茶叶商帮诞生的前提条件

陈椽教授在《茶业通史》中依据明清时期的"茶叶税引"对茶叶产销量做出了初步的估算。明朝安徽广德州、徽州府两地每一年的商品茶就有 28692.4t。排除走私等没有被"税引"所体现的茶叶销售份额。明朝的产茶量可推测达到 63648.4t；清朝依照顺治七年的"茶引"统计约为 235881 引（大引重 4.7t，小引重 0.5t），如果折中 2t/引为计算，则约有 47.2 万 t。[2]由于我国的茶叶产地与销地是不均衡的，即茶叶产地主要集中于江南，华南和西南地区，而我国茶叶的消费地区基本上全国性的，除了茶产地本身对茶叶的消费外，我国的西北、中原、华北等北方地区对茶叶也有较高的需求，这必然会催生茶叶的跨地域销售。明清庞大的茶产量背后意味着这一时期茶叶本身的贸易量与贸易频次也是巨大的。只有茶叶贸易总量的庞大，茶叶贸易的商人群体才会有庞大的基数。并因茶叶贸易产生交集，进一步走向团体合作，这为明清时期"自发性的茶商社会群体"——茶叶商帮的诞生奠定了先决条件。

1.2 个体茶商在茶叶贸易中的脆弱性是茶叶商帮诞生的重要推手

明清时期，我国的国土疆域得到了明显的拓展。相较于唐宋，此时新疆、西藏纳入了中央政府的直辖版图，北部疆域也有较大的拓展。因此，明清时期茶叶由于"产销的地域性失衡"所必须面对的问题就是茶叶长距离贩运。向北的茶叶商路以著名的"万里茶路"为例，该条商路从福建武夷出发, 经江西、湖南、湖北、河南、山西、河北、内蒙古, 向北一路横穿荒无人烟的沙漠戈壁, 经过库伦中转到达沙俄通商口岸恰克图。全程约 5000 公里, 途中水路与陆路交替,到达沙俄境内后又接着向西延伸,直到新西伯利亚。[3]同样西南方向有我们熟知的"茶马古道"，其中川藏线东起四川茶产地雅安，经打箭炉（今康定），西至西藏拉萨， 最后通到不丹、尼泊尔和印度，全长近四千余公里；滇藏线南起云南茶叶主产区西双版纳易武、普洱市，中间经过今天的大理白族自治州和丽江市、香格里拉进入西藏，直达拉萨。部分茶叶会从西藏转口销售印度、尼泊尔。途中要经过横断山，登青藏高原，期间穿行于河谷山崖，可想而知茶叶商路的艰险。在历史上茶叶由于其带有特殊的"政治性"，茶叶本身对于中央政府而言不仅仅是"商品"，而是和盐铁一样属于官府"专营专卖"的"战略性物资"。因此在"官营时代"，茶叶长距离贩运背后有"国家机器"为其提供交通工具，驿站，销路信息等综合条件保障。但是清中期以后，伴随国家边患的稳定，拥有北方优良的马场等原因，茶叶作为"战略物资"的政治性地位下降。政府逐步放松对茶叶"专营专卖"的垄断，开始允许部分个人性质的民间"资本"介入茶叶的销售与运输。但是，通过我们之前提及的茶叶商道可以看出，个体茶商在接手原来政府负责的茶叶销路后，由于国家退出对于茶叶的"垄断经营"，在缺少"国家机器"作为后勤保障的前提下，个体茶商在面对路程遥远且艰险的茶叶商道时是苍白无力的。而且自己所携带的茶叶货物不仅仅要面对恶劣的自然环境，还有沿途商路上可能出没的土匪强盗，甚至官府本身也会滥用自己手中的权力对茶叶商人进行种种"吃拿卡要"。因此，作为"民间资本"涉足茶叶贸易的这些个体茶商，在"国家机器"从"茶叶贸易领域"撤离后，他们迫切的需要寻求一个新的"社会组织"，来代替"国家"对自己的"茶叶经营贸易"提供必要的支持和保护，所以最初是由散商慢慢组成固定的商队组织，而其中比较大的商队联合起来便构成了最早意义上的"商帮"。

1.3 茶叶贸易中存在的激烈竞争必然会促进茶商之间的合作

商业的经营不论在任何时代，都是有着其共性的。如春秋时期的范蠡提出的"贵出贱取、积着之理，务完物，无息币"对今天我们的商业经营仍然有指导意义。而明清时期茶叶商人会在茶叶贸易竞争中走向集团化，形成"商帮"这一社会组织，实质上就是为了更好的集中手中的茶叶资源，获取最大的利益。对此我们可以参照当今世界最富盛名的石油联合组织"OPEC"成立的原因。20 世纪 60 年代前，全球原油市场处于一个被西方财团所垄断的局面，当时将其称之为"Seven Sisters"（埃克森公司、壳牌石油公司、莫比尔公司、德士古公司、英国石油公司、加利福尼亚美孚石油公司、海湾石油公司）这七家石油财团不仅控制着大量原油产能，而且垄断市场交易，左右全球油价。与此同时中东和非洲的绝大多数石油生产国虽然拥有巨大的石油产能，却只能获得很少的收益。为了解决这种局面，提升自己国家石油的国际竞争力，1960 年 9 月 14 日，伊朗、伊拉克、沙特、科威特和委内瑞拉五国达成一致，决定建立一个协调小组，达成石油产量和价格的同盟，希望以此打破西方财团的垄断，这就是欧佩克的最初由来。

同理，在明清时期茶叶贸易也存在类似的问题，茶商在进行茶叶贸易的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会遇到来自不同地域的同行竞争或"龙头"茶商对茶叶价格的垄断，如明清时期西北茶叶运销虽然被陕西商人把持，但清朝中期山西商人介入，并拥有一定势力；四川、湖南、湖北等产茶地区更是集中了山西，安徽、广东等各地的商人团体。在这种激烈的竞争环境下，只有尽可能多的集中手中的茶叶资源，才有可能掌控茶叶市场份额与茶叶价格走向，这就必然会让散商，商队联合为集团化，组织化的商帮，通过以此集中手中茶叶资源，占领更多的市场份额，诱导茶叶价格向有利自己的方向变动。而茶叶商帮中维系这些茶商的纽带，就是以血缘，地缘为核心的乡土情怀。

2 乡土情怀带来的认同感是地域性茶叶商帮建立的重要纽带

受西周"分封制"，"宗法制"的影响，中国人内心深处存在比较深的宗族观念，以及处在同一地区下的地域认同。而春秋时代诞生的 "儒家思想"，将从血缘和亲情出发的人情关系作为处理和规范社会关系的原则，它深刻影响了中华民族数千年的价值观念。因此中国人在家喜欢撰写族谱，修建宗祠；出门在外，中国人则对"老乡"有一种独特的亲切。这些构成了具有中国特色"乡土情怀"。对于明清时期的茶商而言，在面对恶劣的茶叶"贸易环境"时，势必会趋于联合。以期组成一个新的"社会性组织"——茶叶商帮，来保障自己在茶叶贸易过程中的利益。那么在"我应该找谁联合？"这个问题上，中国人特有的"乡土情怀"就会在选择与谁"组成商帮"的问题上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在那个时代，既然同为出远门的茶商，那么和自己朝夕相处的家人亲戚，或是在一起生活多年的邻居结伴而行就是个不错的选择；而对于那些背井离乡来到外地的茶商们，面对人生地不熟的他乡，这时如果遇到"老乡"就会显得格外亲切，进而彼此相互帮衬。长此以往，在"乡土情怀"的联系下，由"家族"、"地域"聚集起来的散茶商，就会逐步发展壮大为以"血缘"、"乡谊"为纽带的茶叶商帮。

3 茶商之间的身份认同推动了茶商的团体意识

从战国时期的"奖耕战"、"抑商贾"开始，"重农抑商"一直成为了中国古代社会在经济政策上的一个"原则"，虽然历史上各个朝代曾有过一段时间放宽对商业的抑制，但在中国古代商业一直被视为"末业"，商人们也低位不高，甚至被视为"邦之蠹也"。这种长期的，对商人带有有色眼镜的行为直接或间接影响了商人本身的行动。最典型的便是茶商在通过贸易经营赚取得利润后，继续投资扩大再生产并不是他们的第一要义，他们更多的是把赚来的钱投资不动产或者是公益教育。如清代宁波一带流传有一首民谣，是嘲笑山西商人的："山西人，大褥套，发财回家哈哈笑，建房置地养老少。山西人，大褥套，挣下银子藏地窖。窖满再难盛，铸成"搬不动"。不怕贼偷不怕劫，夜夜安心把觉困；而《徽州府志》记载，"商贾虽有余资，多不置田产"，徽州茶商更多的是建立祠产、举善事、扶贫济困。[6]可见，各地的茶商们把茶叶经商视为一种单纯的谋生手段，并且通过一系列"公益行为"提升自己的社会形象。茶叶商帮中最著名的晋商和徽商，都十分重视教育，贾而好儒。这些茶叶商帮曾大力兴办教育，为自己的下一辈提供良好的教育资源，一方面固然是希望子孙能够"博学""知礼"，但更多的是要求他们去参加"科举"做官，对于子嗣继承商业本身的愿望则并不强烈。由此可见，在中国历史上，商人这一群体的"经济地位"与"社会地位"并不配套。

因此，商人之间对于自己社会低位的失衡必然"感同身受"，更能理解彼此在当时社会环境下的"苦衷"。那么，这种同样的"社会身份认同"与"价值观念"，也会促进茶商走向"群聚"，走向"联合"，凝聚成社会性的团体"——茶叶商帮"。

综上所述，虽然茶叶商人在中国历史上出现较早，但直到明清时期茶叶商帮才得以诞生，这是以茶叶贸易环境为推手、乡土情怀为纽带、茶商身份认同为助力三者共同作用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