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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茶”到“茶”《茶·健康天地》

唐代以前,“茶”字还没有出现,那时,茶的名称五花八门。《诗经》中有“荼”字,《尔雅》称茶为“槚”,《方言》称“蔎”。《晏子春秋》称“茗”,《凡将篇》称“荈”,《尚书·顾命篇》称“诧”。另外,还有一些别称,如水厄、酪奴等等,其中以荼字为茶最为常见。

借荼为茶

《诗经》中的“荼”字出现最早,这个字究竟是不是“荼”的古称,如何看待“荼”字,却颇有争议。有人引《诗经·豳风·七月》“采茶薪樗,食我农夫”为证,认为“薪是烧柴,荼薪就不是荼草,可以说明不是野生茅草,而是农夫种的荼薪”(陈椽《茶业通史》,农业出版社,1984年5月第一版,P.12)其实,细绎《七月》上下文意,是无论如何也得不出这种结论的。荼就是野菜,诗歌描写的是农夫以野菜充饥的生活状况。西周时代,即便已有茶叶,也只是贡品之类,弥足珍贵,决非常物。试想一下,如果农夫专挑茶叶烧着吃,岂不是比贵族生活都要阔气了?至于“农夫种的”之说。更是望文生意了。况且,《诗经》中“荼”字共出现九处,均应释为野菜、苦菜、茅草之类,决非茶叶。

因而,《诗经》中的“荼”并不是“茶”。开始以“茶”字明确表示“茶”字意义的,是《尔雅·释木》的“槚,苦茶”,晋代郭璞《尔雅注》释曰:“树小如桅子,冬生{常绿的意思),叶可煮作羹饮。”东汉许慎《说文解字》也说:“荼,苦荼也。”徐铉曰:“此即今之茶字。”

不过《诗经》中的“荼”字与“茶”也并非全无联系。荼即苦荼、苦菜。茶刚从西南地区引入中原时。由于其味苦如荼。其状似菜,在当时又如同菜叶“煮作羹饮”,因此就将茶叫做“荼”。久而久之,“荼”才成了茶的专名。除《尔雅》外。《神农本草经》、《神农食经》等古籍都载有“荼”字,其中不少指的是茶。推算起来,这个变化大致出现在战国后期。

改荼为茶

从此,“荼”用来表达“茶”的含义,同时也兼有苦菜的意思。过了很久,它才减去一笔,改为“茶”字,那已是唐代开元年间了。当时在一部《开元文字音义》的书中,出现了“茶”字,这是一部与《说文解字》、《字林》等相似的字书,由唐玄宗作序而颁行的。可惜此书久已散佚,我们只能从《茶经注》“当作茶,其字出《开元文字音义》”中略窥一斑了。

文字的书写是一种十分复杂的社会现象,新文字刚使用时,旧字不会立即退出历史舞台。便会出现新旧文字并用共存的现象。据清人顾炎武考证,仅以泰山石刻为例,唐碑题名,大历十四年(779)。贞元十四年(798)都把“茶”刻成“荼”字。到了会昌元年(841)柳公权《玄秘塔碑铭》等碑中,茶字才减去一笔。以后,习惯上都沿用“茶”字了。

由“荼”变“茶”定型于中唐会昌年间,与陆羽《茶经》的传播极有关系。陆羽撰写《茶经》时,“荼”字仍为不少人袭用,陆羽却一律写成“茶”字。以后,随着饮茶风习的日益普及,《茶经》影响的不断深入。“茶”字终于为人们所普遍接受,直至今日。

值得指出的是,我们刚才讨论的仅仅是茶的字形,从读音角度讲,同样也有变化。“茶”读“同吾切”(tu),可是,早在汉代,它就出现了另一种读音,《汉书·地埋志》中茶陵的“荼”,颜师古注:音弋奢反,又音丈加反。读音均与“茶”相一致。这个现象表明,“荼”变“茶”是个极复杂而有趣的过程。呈现出一个新胚胎从旧事物中萌生、脱胎、壮大直至独立的生命历程。

从药用到饮用

有趣的是,由荼到茶的名称演变。也正是茶由药用到饮用的转化过程。

三国时期。吴国的末代皇帝孙皓凶暴骄矜,溺于酒色。每次宴请群臣,总是一喝一整天,而且,他还下旨,凡参加宴席者,无论何人,每位必须喝七升,喝不下的。就派人硬灌入口。以此取乐。当时有位大臣叫韦曜,酒量不大,只能喝二升。当他深得孙皓宠信时,备受照应,宴享之时,孙皓“密赐茶;莘以当酒”,以茶代酒,让韦曜蒙混过关。可惜好景不长,不久,韦曜失宠,也照样被灌酒,最后还死于非命,真所谓泰极否来。

看来,在吴国上流社会,茶也用作宫廷饮料。

半个世纪过去了。东晋南渡之初,著名的文人,“闻鸡起舞”的北伐志士刘琨。在一封信中写道:“前得安州干姜二斤,桂一斤,皆所须也。吾体中烦闷,恒仰真茶。汝可信致之。”显然,身为北方士族的刘琨,还是将茶视为药物,至少,是种辅助性的药品。

由此可见南北习俗之差异。

于是。那些南渡的中原冠胄,便受到了久习饮茶的南方文化的挑战。《世说新语·轻诋》有一段记载:褚裒,字季野,是晋康帝的泰山,位居征北大将军,声名显赫。晋室南渡之初,来到一个叫金昌亭的地方。江东的豪门权贵正在这儿欢宴。对这位褚大人,他们是只闻其名而不识其人,看见来了个北佬,决意戏耍他一番。于是,江东豪贵命侍者专给褚裒多倒茶汁。少给蜜饯,褚裒刚喝完,马上添满,使他吃不到其他食物。褚裒不慌不忙地喝完,慢慢地站起来对众人说:“我是褚季野。”结果,“四座惊散,无不狼狈”。

这一回合是褚大人胜了。然而,另一位颇负才名的北朝文士任瞻。则出了一次洋相。那也是南渡之初。任瞻过江来到石头城(今江苏南京)。当地举行了盛大招待会,席间设有茶水。任瞻一口气喝了下去,问人道:“这是茶,还是茗?”茶和茗其实是一回事,南方豪门听了这句外行话,颇觉可笑。任瞻一看情况不妙,连忙改口说:“不。不,我刚才问的是,所饮是热的还是冷的?”于是,引起一场哄堂大笑。这一次言谈举止的纰漏失态,使任瞻声名大降,被称为“自过江。便失态”。

任瞻的外行决不是个别现象,据记载,东晋的司徒长史王潆“好饮茶。人至辄命饮之,士大夫皆患之。每欲往候,必云:‘今日有水厄一,简直把喝茶看作一种灾难了。

随着时光的流逝,南迁的北方贵族,也渐渐习惯饮茶、喜欢饮茶,于是,整个上流上社会饮茶成风。南齐永明十一年(493)。武帝下遗诏,说自己逝世后,在灵前祭祀不必杀牲,只要供上糕、水果、茶、饭、酒和肉脯就可以了,“天下贵贱。成同此制。”时过境迁,茶作为饮料,在永明年间已为南朝朝野所普遍接受,深入到“寻常百姓”家。

可是,北方贵族仍然不习茶饮。甚至鄙视、抵制饮茶。南齐秘书丞王肃因父亲获罪被杀,投归北朝,任镇南将军。刚北上时,王肃不食羊肉及奶酪,常吃鲫鱼羹,喝茶。喝起茶来,一喝就是一斗。北朝士大夫称为“漏卮”。数年后,王肃参加北魏孝文帝举行的朝宴,却大吃羊肉,喝奶酪粥,孝文帝很奇怪,问道:“卿为华夏口味,以卿之见,羊肉与鱼羹,茗饮与酪桨,何者为上?”王肃回答说:“羊是陆产之最,鱼为水族之长。都是珍品。如果以味而论,羊好比齐、鲁大邦,鱼则是邾、莒小国。茗最不行。只配给酪作奴。”孝文帝大笑。

从此,北朝士大夫都将茶称为“酪奴”,对饮茶者加以讥讽嘲弄,“自是朝贵宴会。虽设茗饮,皆耻不复食。惟江表残民远来降者好之。”